中國是一個工業大國、煤炭盛行，許多環境受到污染、遭遇破壞。在環境污染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實情況，即受環境傷害越深，一般也意味對環境傷害的自我“抵抗”能力越弱。中國的環保之路勢在必行。
近期，湖南衡陽市衡東縣“兒童血鉛超標”訴訟案二審宣判。該案原告、血鉛超標兒童家長索賠206萬元，判決賠償2.6萬元，引發公眾對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的關注。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主任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表示，目前污染對健康損害鑒定、對疾病因果關系鑒定的兩難局面，已經令多數環境賠償案件敗訴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，困境將一直持續。此外，政府部門的強勢介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原本許多人以為，經由包括央視等在內的多家媒體的關注，衡東縣“兒童血鉛超標”訴訟案將會迎來一個“過得去”的結果，可事實并非如此。這也再次印證了環保訴訟之艱難。
按照現行的相關司法解釋，絕大部分原告所提供的一年以前甚至是近三年前的血鉛檢測結果，確實未達到中毒標準，所以稱不上法律所界定的“嚴重后果”。但相關的科學研究表明，重金屬污染對人體的傷害的形成及治療康復均存在周期較長的特點。且本案的各原告均系未成年人，正值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，而鉛作為一種多親和性的毒物，對兒童的生長發育和智力成長都會造成損害。這無疑就形成一種司法解釋與現實上的隔膜，從即時性的結果來看，原告的確沒有“嚴重后果”，但誰來對潛在的傷害負責？
專家介紹稱，在美國的血鉛超標案例中，對受害者的評估細致到學習、就業、生活質量乃至婚姻等各個方面。這顯然是一種更為利于環境受害者權利得到尊重的制度安排。此外，在日本，如果某個地區有集中發病的現象，醫學專家的調查結果是法庭審判的重要依據。但對于我國“兩高”對環境污染的.新司法解釋中，專家證言仍被定位為當事人陳述，相當于把專家的證言弱化到原告陳述的地位。此項規定進一步加劇了環境受害者對于環境傷害的舉證困難。而從更長遠的角度看，由于專家證言和研究成果在訴訟中的地位得不到較好承認，還將傷及他們對于環境研究的參與積.性，這與環保共治的發展方向亦存在沖突。若是訴訟當事人雙方共同協商達成“和解”，似乎無可非議，但地方政府的這種干預實質上是一種軟性施壓和要挾。
一方面表現為他們沒有條件選擇“躲避”傷害，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在受到傷害后，維權上缺乏足夠的博弈能力。血鉛案中，一邊是兒童及其家庭，一邊是地方企業和政府，兩者之間的博弈失衡顯得尤其突出，而這種失衡格局只能有賴于制度向“弱者”的傾斜來予以糾偏。但現實之中，無論是專家的證言被弱化，傷害難以證明，還是地方政府的重重干預，都說明在環境訴訟案件上，相關的制度安排和對于不當干預的排除，仍舊缺乏有效的“弱者視角”。這導致在整體上，公民個人在環境訴訟中仍是不折不扣的“弱者”。
無論.怎么變化，“人”是造成污染根源的原創者，利欲熏心的前提下違背道德，不管.后是否死在自己挖的坑內。“人”又是弱小的群體，在傷害面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補償。層層高管的部分壓死，人權得不到保證。什么時候起，我們的政府才會為弱小的得不到應有保證的小群體伸張正義，勢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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